《尚书》.伏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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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科学精神 如何让其没市场?

来源: cost     时间: 2018-06-22 18:58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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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了科学精神

  本报记者 李 艳

  科学精神名家谈

  最近,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出的一封公开信在科技界引起广泛关注,这份声明谈及的“优青”“杰青”等人才项目被异化使用的问题正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人才“帽子”问题。

  实际上,“帽子”压倒一切,西部科研人才大量外流,评价体系不客观等都被认为是科技界面临的“大问题”。在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古生物学家周忠和看来,眼下的许多问题,都出在利益当先、功利主义的根上,这一切与我们倡导的科学精神是明显相悖的。所以周忠和说,功利主义让我们离科学精神越来越远了。

  功利主义是追求科学精神的拦路虎

  科技日报:您认为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精神范畴内,最大的不足是什么?

  周忠和:尽管每个人对科学精神的认识会有不同,但有些共性的、本质的东西是被大家普遍认同的。科学精神是在科研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价值、行为规范和信念,兼具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。我把它归纳为求真务实、探索创新、理性质疑,也可以精简概括为“求真,探索,质疑”六个字。

  因为要求真,所以我们要诚信;因为要探索,所以我们必须有好奇心;因为要质疑,所以我们要有批判精神,这每一条都是有深意的。但是现在,不管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,还是科研人员对自身的定位和要求都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,尽管原因可能很复杂。

  这样的结果就是,在科研管理上眼光不够长远、唯应用论价值;对人才的评价上,不以科研人员的水平和成果为准则,“帽子”满天飞;科学家在个人选择上也是利益为先,人才流动唯利是图。

  这种功利至上的局面一天不改变,科学精神的普及就不可能真正实现。

  功利是多维度的,根子在文化

  科技日报:您觉得我们在哪些具体方面存在功利至上的问题呢?

  周忠和:在我看来,我们的功利主义是多维度、全方位的。

  首先,社会上不少人认为我们发展科学,就要立马见成效,需要短期内在GDP上有所反映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科学的发展不能首先考虑实用性。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求知与探索,继而被应用到社会各方面,对社会经济、人类生活产生影响。

  其次,我们的一些科研团队首先考虑的不是科学问题是否重大,而是项目是否容易申请到,是不是保证能出成果等因素,所以研究方向总体上热门多、冷门及风险高的不多;跟踪多,原创不多。但如果想要有重大原创性成果,除了常说的耐得住寂寞、坐得了冷板凳,科学问题的多样性选择与基于个人兴趣的探索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
  其实,科学家们也常忧虑科学精神匮乏,希望政府能采取这样或那样更有效的措施。然而,理想很灿烂,现实很无奈。功利主义的指挥棒如此强大,于是,不少的科研人员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,聪明地选择了“适应”环境。随波逐流还不容易?

  科技日报:功利主义与文化有什么关系?

  周忠和: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,科研人员作为个体,往往也是无助的。在一定的学术生态环境中,个人能够选择的余地其实是有限的。或者再换一个角度看,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本身有很多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地方,有很多功利主义的因素,不是一时一地能改变的。我们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功利主义主导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,到了研究阶段指望他脑洞大开是不现实的。但是我们既然要倡导科学精神,那就必须要求这个社会跳出功利主义,有更长远的眼光和格局。

  让功利主义没市场,要有制度更要动真刀子

  科技日报:功利的问题存在多年,该如何解决呢?

  周忠和:这不太容易。什么东西沉淀到了文化中,改起来都不容易。这可能比生态环境治理还要复杂。如何破局呢?在我看来,关键还是两个词:制度与执行。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“指挥棒”的问题,科学共同体也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,评价体系不改,其他再多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。其次,对于科技界现存的学术浮躁或者是急功近利等方面的问题,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,关键是如何逐步解决。相关的规定我们出了不少,我要说的是,仅有制度是不够的,再好的制度也要执行才有价值。

  比如院士评选的过程中有些候选人会找人、会打招呼,但明明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做,那么做了的人就必须受到惩罚,发现一起处理一起,以后自然就不会有人再犯。但现状是,有人这么做了好像也没什么事,那些遵守规则的人会怎么想,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?会不会后悔?

  我认为科学精神的意义和影响力超越科学本身,宣扬科学精神比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。科学精神的树立是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重要方面,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先决条件。科学共同体有责任、有义务从自己做起,从制度着手,让科学精神立起来。

  (科技日报北京6月21日电)


编辑:207497887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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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尚书》.伏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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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尚书》

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。又称《书》。“尚”的意义是上古,“书”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,所以“尚书”就是“上古的史书”。主要记载商、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。有关商代的几篇流传到周代,或受周人语言文字的影响,或由周代宋国史官加工润饰。另四篇所谓虞夏的书,除《甘誓》素材可能传自夏代,历商到周才写定外,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均为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再加工所编成。

《墨子·贵义》说周公每天要读一百篇《书》,可知周初这类历史文献还不少,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存已不多。从当时引用的情况来看,《左传》有五十多处,所引篇名为十八篇;《墨子》达二十二篇,综计当时各家所引,除泛称《书》者外,所见篇名合计逾四十余篇。其中三十余篇为现存《尚书》中所无;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,先秦未见引者也有十四篇。当时还出现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、《周书》等名称,可能已按王朝作了汇编。不过还没有“虞书”一词,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,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已辨其非。又无“尚书”一词,《墨子·明鬼下》曾出现一次,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已校订为“尚者”之误。《尚书》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。

儒家的课程原有“诗、书、礼、乐”四项,礼、乐为讲堂外经常排练的实习课,讲堂上的课本只有《诗》、《书》,所以《商君书》和秦始皇的诏令中所严禁的也是这两种。到孟子、荀子时加上《春秋》,到《礼记·经解》中又加上《易》。《庄子》中后出的《天下篇》亦举此六种,《天运篇》并有“六经”之名。由于古时无法将乐调写成乐谱传下来,所以到汉代就只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种,合称为“五经”。《尚书》也成了儒家宣扬二帝(尧、舜)三王(夏、商、周)圣道的《书经》。

汉代的这部经书,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,躲过秦的焚禁(见焚书坑儒)和楚汉的战乱(见楚汉战争)才传下来的。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下列二十八篇: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、《盘庚》、《高宗肜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、《微子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金滕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君奭》、《多方》、《立政》、《顾命》、《吕刑》、《文侯之命》、《费誓》、《秦誓》,并用这些篇在齐、鲁之间传授门徒,经过数传形成西汉的《尚书》学三家,即欧阳高的“欧阳氏学”、夏侯胜的“大夏侯氏学”、夏侯建的”小夏侯氏学”,都立于学官。三家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民间所献伪《太誓》,共二十九篇(欧阳氏本《盘庚》分三篇成三十一篇)。由于伏生所藏之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所写,为区别新出现的“古文”本,遂称为《今文尚书》,这三家便称为“今文三家”。汉末把欧阳氏《尚书》刻入“熹平石经”,用以统一文字的纷歧。

相传西汉中期起,曾几次出现过先秦留下的写本,称为《古文尚书》,先后有鲁恭王坏孔子屋壁本、河间献王本、中秘古文本、张霸“百两篇”本、杜林漆书本等。刘歆以鲁恭王坏孔壁本多“逸书”十六篇,请立于学官,遭到今文家的反对,引起学术史上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(见经今古文学)。东汉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,这一古文本没有“逸书”十六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的二十九篇,卫宏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、王肃等人先后作了注。马郑本并将《盘庚》、《太誓》各分为三篇,《顾命》分出《康王之诰》,共为三十四篇,用所谓科斗文字写成,魏正始年间刻入“三体石经”中。

西晋永嘉之乱,文籍丧失,今、古文也散亡。东晋初年,梅赜献上一部用“隶古定”字体(即用隶书笔法按古文字体写定)写的,其经文下有“孔安国传(即庄)”的《古文尚书》十三卷。

 

该书把伏生二十八篇析成三十三篇,另从当时所见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成二十五篇,以凑成刘向、郑玄所说“古文五十八篇”之数。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,该书受到人们的重视,更因为有王朝的提倡,渐得《书经》的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。唐孔颖达据以撰《尚书正义》二十卷,南宋时与“孔传”合刊为《尚书注疏》(“孔传”为注,《正义》为疏)。明、清时刻在《十三经注疏》中。唐天宝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“今字本”,其中有改错之处。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“唐石经”中,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。

宋代朱熹的学生蔡沈总结宋人对《尚书》的解说,撰成《书集传》六卷,每篇注明今文、古文,与《尚书注疏》分别代表《尚书》学史上的两个不同时代。元代以后,该书成了科举的法定读本,明代起被刻在《五经大全》等本中。

从唐代开始,有人对东晋《尚书》置疑,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,递经元吴澄、明梅鷟、清阎若璩和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,最后判定其二十五篇是“伪《古文尚书》”,“孔安国传”是“伪孔传”,这一本子是“伪孔本”。但伪孔本中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,是商周文献的孑遗。清代中叶至今的两百年间,不少学者对伪孔本进行了深入钻研,清代王鸣盛的《尚书后案》、孙星衍的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、王先谦的《尚书孔传参证》,以及民国村期吴闿生的《尚书大义》和杨筠如的《尚书核诂》,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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